穷尽人海
记忆中，秋天是一个旁若无人的季节。又或者说，再多的人，也抵不过那份清远微凉的况味。这个季节的心情和故事，都被染上淡淡霜华。曾经繁闹的都市，以及幽深的人生，似乎也简静了许多，一眼便望到了尽头。
当然，这个季节亦适合别离。那些原本张扬明艳的人，显得有些矜持和沉静。张爱玲选择在秋天离开香港，是因为她不小心丢掉了那个从容的自我。世间尘缘，必定要经历百难千劫，才可以幻化虚空。这个云端之上的女子，就算她甘愿萎落尘埃，我们对她，始终是仰望的姿态。
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，这是一艘轮船的名字。是它将张爱玲带离香港，驶向美国，却忘记将她带回来了。这艘船，载过许多有名的，以及无名的中国人，圆了他们的留洋梦。留洋对张爱玲来说，也曾是一个青涩美好的梦。在她十八岁的那一年，她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，却因为战争而未能前往。
母亲和姑姑的留洋，曾经在张爱玲的心中留下了温情而浪漫的记忆。那时候，她甚至觉得国外的风都是典雅而放达的。在国外，无须循规蹈矩地存在，无须装腔作势地生活。在那里，多了一份随性与散漫，自由和不羁。十年风雨，山高秋远，张爱玲年少时那个浪漫的梦早已不做了。她如今选择漂洋过海，是为了和过往纠缠不清的岁月告别。她曾经说过，要换一种干净利落的活法，她要在蓝天碧海下自由呼吸。
杯中酒已尽，旧事已成尘。船是在旧金山入境的，从此美国照见了她后半生明明灭灭的行踪，直到若干年后，她葬身于这个国。这就是宿命，这个来自上海的女性，这个穿越民国烟雨的才女，最后寂寥地死在异国他乡，只有魂梦归去故里。这一切，都是多年以后的事了。如今的张爱玲，只是一个心性散淡的女子，她丢失了自己的国，想到这里安身立命。
在旧金山稍事停留，张爱玲便去了纽约。她并非举目无亲，因为在那里，有一个人在等她，就是她此生最好的朋友——炎樱。炎樱已经移居美国，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，做得如火如荼。她的人生就如同她的性格一样，明丽开朗。人说性情决定命运，一点都不会错。炎樱和张爱玲同在港大学习，后来也同去上海，但是她的人生似乎一直都很顺畅。而张爱玲纵有斐然才情，却始终如浮萍，无根无蒂。
不知道这两个女子，到底谁活得更真。纽约，世界之都。一座商业金融之城，一座艺术文化之城，给高贵的人以尊荣，给闲逸的人以清风，给卑贱的人以落魄，给忙碌的人以风霜。穿行在摩天大楼之间，感受霓虹幻彩的迷离，的确可以让你忘记自己的前世今生，从此愿做这个城市往返的微尘，不计较悲欢。
这座城市的繁华以及一切，对张爱玲来说都不再是诱惑。她唯一欢喜的，是与好友炎樱重逢。炎樱似乎成了这世上唯一可以信任的人，唯一的依靠。张爱玲在她面前，倾诉了多年来郁积的心事。那时候，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。随后，她们一起闲逛在纽约的街市、电影院、食品店。这种快乐，如当年在香港和上海一样单纯，一样温馨。
张爱玲此次来纽约，还想见一个人，就是胡适先生。之前她在香港曾寄过那本《秧歌》给胡适。而胡适收到后，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信，并对《秧歌》做了细致的评论。他欣赏张爱玲的才情，认为她的作品很有文学价值。
据说张爱玲和胡适两个人还有一些家族渊源。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认识胡适的父亲胡传，并且还在其事业受阻时帮助过他。后来张佩纶遭贬，胡传亦知恩图报，还给张佩纶寄去了二百两银子。而且胡适先生还跟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同桌打过牌，也许是这些，胡适对张爱玲格外关注。
此时的胡适已经脱离了政坛，来到纽约，开始他寂寥又闲逸的生活。在这里，他深居简出，闭门谢客。屋子的装饰中国味浓郁，他闲时在屋檐下晒太阳，喝茶看书，日子是真的安宁了。张爱玲在忆胡适那篇文里写道：“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。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……态度有点生涩，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。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。”
在这个遥远的异国，得遇故人，又邂逅胡适先生，牵引出了张爱玲对故国的淡淡思念。之后，胡适对张爱玲一直很关照，唯恐她寂寞，几次打电话问好。张爱玲在炎樱家住了一段时间，重温大学时那段美好的梦。但张爱玲知道，这样并非长远之计，她此次来美国，是为了重新独立地生活，所以，她要过回自己一个人的日子。
后来张爱玲搬去了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，这里简陋，其实就是救济贫民的地方。尽管炎樱不同意，但张爱玲个性倔强，她决定的事从无改变。女子宿舍的场景，确实有些混乱，有些萧索。在这里，也只是暂时落脚。对张爱玲来说，在这个陌生的城，谁也不认识谁，所以，在怎样的环境下生存，她并不在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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